孔孟的生死觀

最近幾年「生死學」的研究頗為熱門。傅偉勳教授以「生死智慧」是「現代人切實需要的精神資糧」（見所著〈〔禪〕佛教、心理分析與實存分析〉一文）。歷來儒家對生死的問題著墨不多。宋儒程明道曾批評佛教說：「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，無可懼，故不論死生；佛之學為怕死生，故只管說不休。」（《河南程氏遺書》第一）姑不論佛教是否怕死生，儒家不想多談生死卻是事實。
儒家不論生死，本無所謂「生死學」。但喪禮是儒家重要的禮制，儒家重視「死」之生命禮儀，殊堪玩味。所以，即使儒家沒有系統化的「生死學」，卻不能說沒有前後一致的「生死觀」------即對生死的一貫態度或信念。以下就根據《四書》的有關文獻，來探討孔孟的生死觀。
儒家對「死」的本身，不作理論性探討的態度，肇始於孔子，請見以下的對話：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曰：「敢問死？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（《論語．先進》）

孔子回答子路說：不知道「生」，怎麼知道「死」？這似乎不能反過來解釋為：知道「生」的真相，就知道「死」的真相。而應進一步詮釋為：不知道活時該如何自處的人，就不知道死時該如何自處了。因為人的自處之道，不因生死而有差別。道德人格或行為，豈能因生死而有所改變。《中庸》記孔子回答子路問「強」，就說：「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」有關「死」的問題，孔子重在君子如何面對死亡，而不是在尋求對死亡真相的解答。在面臨死亡時，人不應改變其原有的操守，這是關於死的道德態度，屬於倫理學的應然問題；至於死亡的真相、死後的情形，孔子並沒有直接說明，因為這是宗教學或科學的實然問題。孔子不是宗教家，也不是科學家，他對「死」不作回答，正符合他的知識態度，他曾告訴子路：「由！誨女知之乎！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（《論語．為政》）

此外，孔子教導子張「學干祿」時說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」（同上）這雖然是孔子的政治倫理，卻也和他的知識態度一致。
子路感興趣的問題或許是在死亡真相本身，而孔子回答的重點卻不在此。所以孔子的回答，不能詮釋為：不知道生命的真相，就不能知道死亡的真相。孔子對死亡問題，與其說是宗教取向、科學取向或知識取向，不如說是道德取向。這樣的態度，一直為後代儒者所遵循。
「死」本身雖難可了知，「生」之事卻是儒學的重心。孔子對人生有極扼要的訓示，他說：「人之生也直；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（《論語．雍也》）人的生命是依正直而活的；不正直的生命活在世上，祇是僥倖免於刑罰而已。
如果以「生」與「死」相較，儒家當然肯定「生」的價值。孔子讚美「天」說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（《論語．陽貨》）《中庸》也說：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：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」能創生萬物，正是天的美德。而人之常情，自然以生為可欲，以死為可惡，所謂「愛之欲其生；惡之欲其死。」（《論語．顏淵》）孔子也以顏回「短命死矣」為「不幸」（見《論語．雍也》，又《論語．先進》）。不過，「生」的價值並非絕對的。君子所追求的絕對價值是道德，這是超過生命價值的。孔子因此說：

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；有殺身以成仁。」（《論語．衛靈公》）
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（《論語．里仁》）
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（《論語．顏淵》）

人的價值既然在超越生命的道德上，一個品德敗壞而衰老的生命，不僅沒有生存的意義，還有害於社會。孔子曾這樣嚴責原壤：「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為賊。」（《論語．憲問》）沒有道德的生命是不值得稱述的，下面一段話是很好的例子：「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」（《論語．季氏》）
君子不害怕「死」，卻憂慮死時沒有值得稱述的德行，所謂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（《論語．衛靈公》）因此，君子一輩子好學修德，如孔子之自述：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（《論語．述而》）他既不知老，又何慮死！
道德價值的堅持可以超越對生死的好惡，孔子說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」（《論語．泰伯》）君子好學且篤信善道，至死不渝。但入危邦、居亂邦，白白送死，卻是不智的，這是不好學、不知善道所致。孔子批評子路說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！」（《論語．述而》）子路大約是孔子所謂的：「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。」（《中庸》）這樣的性格，就是不能「守死善道」之類。所以孔子曾擔心子路說：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（《論語．先進》）孔子弟子南宮适說：「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」（《論語．憲問》）羿與奡也是不能「守死善道」的人。
「守死善道」之教，曾子頗能加以弘揚，他說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他稱讚「臨大節而不可奪」的人為君子。曾子自己病重面臨死亡時，所關心的仍是道德修養的問題，他說：「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」又說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（以上見《論語．泰伯》）曾子也很重視喪祭，他認為這與風俗教化有密切的關係，所謂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（《論語．學而》）
「守死善道」的人，是不是都會「殺身成仁」呢？那也未必。孔子說：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；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（《論語．衛靈公》）
有關以死效忠之事，死或不死，須視是否有利於人民而定，不死未必是不仁。例如齊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以死效忠，管仲卻不死，子路和子貢都懷疑管仲不仁，孔子卻因管仲輔佐桓公，有利於天下，反而讚美他。（見《論語．憲問》）
孔子雖然說「仁者壽」（《論語．雍也》），但「自古皆有死」，聖人也不例外。人在歷史的洪流中，生命何其短暫，孔子見河水川流不斷，不免興嘆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（《論語．子罕》）陽貨也說：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！」（《論語．陽貨》）君子與其坐嘆生命的無常，不如珍惜有限的生命，創造不朽的價值。
無論如何，死亡終是無可奈何的事。伯牛病重，孔子感嘆地說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。」（《論語．雍也》）顏淵死時孔子悲呼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（《論語．先進》）人的老、病、死，是生命的自然現象或超越的限制，孔子稱之為「命」或「天」。子夏也說過：「商聞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（《論語．顏淵》）儒家思想係以倫理為主，死亡之事以不解解之，稱之為命、天，這多少已有些宗教的意味了。
孔子一生有兩次生命受到威脅，一次是受困於匡人，一次是桓魋欲加害他。但孔子「樂天知命故不憂」（語見《周易．繫辭上傳》），他說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（《論語．子罕》）又說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」（《論語．述而》）
面對他人的死亡，孔子的態度是「哀而不傷」。孔子認為對於一切人的生或死，都應以禮相待。孔子說：「事死如事生；事亡如事存。」（《中庸》）又說：「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（《論語．為政》）顏淵死時，孔子雖然「哭之慟」，但對顏淵的葬禮，孔子仍依禮不主張厚葬。（見《論語．先進》）
孔子極重視死亡之事。《論語．鄉黨》記載：對無法安葬的朋友，孔子會主動為他料理喪事。又說：「見齊衰者，雖狎，必變。……凶服者，式之。」〈述而〉篇也記說：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」「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」孔子對死亡的看重，不祇表露於言語之間，也顯示於行事之中，是言行一致的。
孔子逝世後，子貢贊其一生說：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！」（《論語．子張》）孔子死後百年，孟子出而光大孔子之學。
從政治的角度考量，孟子重視人民的「養生喪死無憾」（〈梁惠王上〉）。如就孝子之事親而言，「喪死」比「養生」更值得強調，他說：「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；惟送死可以當大事。」（〈離婁下〉）而在喪禮中為死者盡哀，乃人性之自然流露，所謂：「哭死而哀，非為生者也。」（〈盡心下〉）
以道德價值與生死作輕重權衡，孟子有一段精彩的論述，他說：

「魚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為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……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。」（〈告子上〉）

人的好惡抉擇（所欲與所惡），有超過生死的，是因為選擇了「義」（取義）。道德的抉擇，使人能捨生、不避死。孟子認為這種「道德心」非賢人所特有，任何人都有。
孟子警告那些不能抉擇道德的人，是自取憂辱與死亡，他說：「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」「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。今惡死亡而樂不仁，是猶惡醉而強酒。」（〈離婁上〉）
孔子說「殺身以成仁」；孟子說「舍生而取義」，都是以道德價值重過生命價值。孟子說：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；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」（〈萬章下〉）但是孟子也反對無意義地犧牲生命，他說：「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死，傷勇。」（〈離婁下〉）又說：「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」（〈盡心上〉）
人的生命固有其客觀的限制，所謂「死生有命」。不過，盡其道、受其正，卻是主觀可以抉擇的，這是「知命」「正命」。孟子說：「殀壽不貳，脩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（〈盡心上〉）「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」（〈盡心下〉）「立命」「俟命」之道就是「正命」。《中庸》也說：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君子「知命」「正命」「立命」「俟命」，是孔子所謂「人之生也直」；小人「不知命」「不受命」「行險以徼幸」或「桎梏死」，則是孔子所謂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。
個人的肉體生命與事業發展，都有其客觀的限制，這可稱之為「命」或「天」；但人的道德生命，應不計成敗，盡其在我。孟子就曾勸滕文公說：「君子創業垂統，為可繼也。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？彊為善而已矣。」（〈梁惠王下〉）
孟子也有「樂天」「畏天」之說，他勸勉齊宣王「交鄰國」之道，說：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；畏天者保其國。」（〈梁惠王下〉）
以儒家之樂天知命，總是相信「順天者存；逆天者亡。」（〈離婁上〉）「順天」的「順」不是一般的逆來順受、委曲求全，而是「順受其正」。因此，儒家肯定人主觀正面的努力，孟子曾引〈太甲〉曰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又引詩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（〈離婁上〉）他不斷勉勵人重視自己主觀的力量。儒家生死觀的宗教意含較淡，其故在此。
孔孟面對生死的問題，都提出「命」或「天」的概念。但孔孟不走神祕而非理性的解決之道，仍始終堅持道德理性的抉擇，以道德來面對死生之有「命」、富貴之在「天」，這是儒家「居易」之道。當今日科學無法解開生死之謎，而宗教又非人人得以信受時，儒家基於道德理性所提供的生死智慧，可以指引我們一條生命的坦途，實深具時代意義。
(本文原發表於「高中教育雙月刊」第二期，87年10月10日出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