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謂生死觀，是指人們對生與死的根本看法和態度。在對待生死問題上，中西方在同中有異，異中有同。試著從中西方對待生死的態度入手，分析中西方生死觀上的異同；具體表現在對生與死的認識和生的態度上的一致性，而在對待死亡和關注的重心上表現出不同的一面。

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《哈姆萊特》裡，丹麥王子哈姆萊特問出了人們最為關切的問題：生還是死。自誕生之日起，人類就不得不面對死亡的來臨，如何對待生與死，或許是人類自誕生以來所面臨的最大困惑。它不僅是一種自然現象，更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現象和社會文化現象，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。

如何處理、看待生死問題，決定了我們一生的追求和走向，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。長期以來，許多中外思想家、哲學家對生死問題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，並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看法。春秋時期，當孔子的弟子問到仁義與生命相衝突該如何處理時，孔子毫不猶豫地答道：“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”認為仁義比生命更重要。孟子在其《孟子•告子上•魚我所欲也》裡寫到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義，亦我所欲也。

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。”明確表達，在生命和仁義的取捨上，要毫不猶豫地取義。司馬遷則認為，人出生之日就決定了死的遲早來臨，每個人都會面對，不同之處在於，死得是否有價值，生命是否有重量。

古希臘名噪一時的哲學家伊壁鳩魯表示：賢明之人，面對生死，都是以平常心對待，不惡生怕死；他們關注的是生命的品質而不是長度。而柏拉圖則認為，哲學是對死亡的預演和練習。古今中外的哲學家、思想家，雖處於不同的時空維度，卻都對生死問題加以關注，得出不少相似的觀點。他們用一生來詮釋生的意義，在生中悟出了死的必然，並坦然面對，賦予了生死觀本體論意義。